中華科技史學會

張之傑

（本會會員）

今年（2008）6月30日，我從美加探親歸來，小兒不知從何處看到一則消息：毛壽先教授去世了。我家有毛老師送的書，所以他知道毛老師的名字。上網查找，得知毛老師是今年5月14日病逝的，享年86歲，6月28日在三軍總醫院懷德廳舉行追悼儀式。心中不禁感嘆，又一個好人走了。

1969-71年，我在國防醫學院生物形態系（簡稱生形系，現改稱生物及解剖科）當研究生，畢業後留校擔任一年助教（1971-72）、三年講師（1972-75），接著走出實驗室，進入大社會。在生形系6年，我未曾受教於毛老師，也未曾跟他做過研究，但兩人是忘年交。

國防醫學院由林可勝一手創立。林可勝是中國英美派醫學龍頭──北平協和醫學院的生理系系主任。1937年抗戰軍興，林在漢口成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，南下的協和醫護人員幾乎全部參加。1938年，改稱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，1939年總部遷往貴陽圖雲關，1945年改稱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，重要幹部幾乎都和協和有關。（參閱拙作：〈中國生理學之父──林可勝〉，《科學月刊》2002年2月號。）

抗戰勝利，訓練所遷到上海；戰時遷往貴州安順的軍醫學校（屬德日派）也遷到上海。這時林可勝任軍醫署長，他得到陳誠支持，將訓練所和軍醫學校合併，成立國防醫學院（1947年6月），林自兼院長，原軍醫學校校長張健和訓練所主任盧致德（林的學生）擔任副院長。軍醫學校創立於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，有其悠久歷史，和一臨時編組的訓練所合併，並為後者凌越，其反彈可想而知，林氏此舉不無照顧其舊部之意。1949年2-5月國防醫學院分三批遷台；同年6月，林可勝辭去院長（赴美），由盧致德繼任，我在生形系時，院長仍是盧致德。

我當研究生時，系裡有5位教授：梁序穆、許織雲、毛壽先、張鍵官（軍職）、鄭尚武（解剖部負責人）；一位副教授：于迺文；5位講師：劉五榮（系出軍醫學校，在解剖部）、吳午龍（軍職）、周維中（軍職）、楊世芳（軍職）、邱欽源。上述人員，只有梁序穆和許織雲，系出林可勝的陸軍衛生勤務訓練所（可說是協和系統）。毛老師畢業於北平淪陷時的偽北大生物系，國防醫學院成立不久，他就進入生形系，是系裡的元老之一。

我是生形系第三屆研究生，第一屆有兩名學生（楊世芳、邱欽源），第二屆一名（郁慕明），我們這屆兩名（黃旭正和我）。當時生形系由梁序穆、許織雲夫妻檔治系，如有兩名研究生，夫妻各分一名，如只有一名，就分給妻子。不論跟先生或妻子，主要是妻子授課。我跟隨梁當研究生，但許也算我的導師。外系方面，修過生化系的課（由多位老師執教），印象最深的是馮憲文老師。

梁序穆儀表堂堂，當時兼任國科會生物處處長，除了長於酬酢、英語流利，跟了他六年，仍不知其學問如何。許織雲做實驗胚胎學，治學認真，英文極好，代替先生處理瑣務，是名副其實的老闆娘（我們背地也這樣稱呼她）。當時毛壽先、張鍵官、鄭尚武和于迺文都無緣分到研究生。梁、許高高在上，壓平了階級差異，即使是教授，在他們夫婦面前也得執弟子禮（和我們研究生沒什麼差別），因而除了梁、許，系裡沒大沒小，造成一種畸形的平等現象。

在生形系時，我和沒授過我課的毛壽先、于迺文、張鍵官親近，和自己的指導教授（梁、許）反而疏遠（非公事，未嘗至於偃之室也）。于迺文是師大生物系的學姐（約高我12屆），故稱我「小老弟」；毛老師常稱我「這小孩」。我和毛、于都是北方人，個性和風俗習慣相近，這是和他們特別親近的另一原因。

我進生形系時，毛老師約46歲，離校時他約52歲。他是河北人（聽口音，應是冀北），中等身材，同字臉，髮際線甚低，臉膛略微發紫，映襯著白色實驗服，顯得更紫。他脾氣不大好，但對我從沒疾言厲色，倒是我有時對他出言不遜，他不是裝作不知，就是說：「你這小孩！你這小孩！」

我在生形系任教期間，參與醫、牙、藥科的普通生物學，和醫、牙科的顯微解剖學（組織學）教學。普通生物由毛老師和張鍵官領銜，我負責講授無脊椎動物和遺傳、演化部份，共3堂課（6小時）。至於實驗課，由一票講師、助教輪番上場，記憶所及，有楊世芳、邱欽源、黃旭正、筆者、江建勳、陳本源、陳秀正、畢中淼（兼任）等等。

普通生物學的實驗教材是毛老師編的，已使用許多年，我覺得死板生硬，就聯合黃旭正重編。我把重編的意思告訴毛老師，他不大高興，但沒制止，只是不耐煩地揮揮手「隨你們了！」現在想想，當年實在太不懂事。我們應該編得不錯，否則大中國出版社不會幫我們出版。

毛老師研究蛇類和龜類。我在生形系時，他以研究蛇類為主，每當捕蛇人提著布袋送來蛇，他的助教（陳本源）就忙了，先麻醉，再剖開胸腔，直接從心室抽血，然後繫上標籤，扔到福馬林裡泡起來。毛老師是做分類的，大約1973年，他到美國客座半年，跟隨一位美國教授學習生化分類，亦即以血液中某種蛋白質作為分類依據。當時的台灣，用生化方法做分類還相當時髦，毛老師頗以此自得。

毛老師以系為家，假日也在系裡做實驗或整理文稿。當時我管理動物房，大年初上到系裡餵動物，都會看到他孤獨的身影，我要把他拖回家過年，他笑得很燦爛，又是那句「你這小孩！」怎麼拖也拖不動他。

大約1974年，毛老師因不明原因的發燒住院檢查，最後查出是膽囊炎，開刀後，我去看他，他一掃陰霾，笑著說：「我是無膽之人了。」我年輕不懂事，就說：「反正你吃得簡單，沒膽有什麼關係。」他出了院，立刻又做起研究，都年過知命了，做實驗還是親自動手，助理不過在旁打雜。女助理常挨他罵，愈有姿色的，似乎愈容易挨罵。毛老師曾對我說，他娶妻要娶35歲以下的。毛老師或許對那些女助理有好感，但不知怎麼表達吧？

毛老師終身未婚，但並非不婚主義者。我還沒進生形系時，有人介紹台大護理系的一位女講師給他，兩人一見面，毛老師劈頭就說：「你們系的某位教授學問太差了！」為此不歡而散。那位女講師是我李姓女同學的姐姐，所以大學三年級時，就知道國防醫學院有位「古怪」的教授了。

我離開生形系不久，在居家附近的電線桿上看到一則廣告，上頭寫著「留美歸國，免費教英語」，看地址，離住處只隔一條巷子，就和內人前往拜訪，因而認識了張女士。她當時35歲，也是河北人，我陡然想起毛老師，就為兩人作媒。一天，毛老師和張女士來到我家，那天張女士雙眼發直，像換了個人似的，冷冷地問毛老師：「你有錢嗎？我不管年紀，只要有錢。」事後毛老師打電話給我：「你這小孩，她有精神病你看不出來嗎？」

過了好多年，一位從大陸移居澳門的女藏學家（原為某民族學院副教授），因看到我的文章，邀我出席在拉薩召開的「第二屆國際格薩爾王傳學術研討會」（1989）。三年後，第三屆在內蒙錫林格勒舉行，再次和她相遇，一天傍晚，兩人在大草原上聊天，她說出自己文革時被迫和心愛的丈夫離異的往事，如今事業有成，很想找個伴。隔了幾年，又在台北相遇，舊事重提，我想起了毛老師，女方既然不嫌毛老師年紀大，我就再作次媒吧。沒想到從電話中傳來沙啞而蒼老的語調：「我現在生理上、心理上都不適合了。」

離開生形系不久，我就開始探索科學史，深知偽北大史料很少，曾勸毛老師將在偽北大生物系求學的經過寫下來，毛老師很不以為然：「你不務正業，怎麼也要我不務正業！」我一直不死心，後來又勸過幾次，他總是回答：「我現在研究做得很好！」有次我不客氣地說：「你那些研究，不過能申請點錢，其實可有可無，我叫你寫的，才能真正留下點東西。」他只好說：「以後再說吧！」

以後再說？人生哪有那麼多「以後」！如今毛老師走了，他的幾本用英文寫的龜、蛇專書，以及上百篇論文，不能說沒有價值，但我認為，毛老師沒做他最應該做的事！他文筆好、記憶力好，如今他走了，偽北大生物系，和國防醫學院成立初期軍醫學校系和訓練所系的人事糾葛，還有誰能寫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