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海長鯨 第二章 慘綠少年
第二章 慘綠少年
昔年十四五，志尚好詩書；被褐懷珠玉，顏閔相與期。開軒臨四野，登高望所思；丘墓蔽山岡，萬代同一時。
——阮籍《詠懷》
田川福松在虛歲七歲時離開日本，回到父親的故鄉石井。在此之前的狀況我們所知道的不多。這也難怪，對於一個稚齡的孩童，人們通常不會去記下其詳細的事跡，因為誰也不知道他未來的發展，哪會刻意留心其一舉一動呢？
更何況在小小的平戶島上，他們家恐怕也不特別起眼。雖然他父親、他本人，日後都稱得上是聞名國際的大人物；但在當時，那不過就是個既不特富又非大貴，一個年輕婦女帶著兩個幼童過日子的單親家庭而已。稍微特殊的是，離家的男主人是個外籍人士，但當時島上的外國人不少，這樣家庭的小孩有什麼值得特別注意的？
因此，有關田川福松這幾年略歷的講法，大半也只能姑妄聽之罷了。
劍、樹、詩和弟弟
傳說田川福松曾向當地武士花房權右衛門學劍，這或許是因他日後發展方向而引發的附會；又或許是和他父親曾經「學圓明流雙刀法」的傳說混在一起。總之並無詳盡而可靠的證據。而且在有關其一生的汗牛充棟記述中，也沒發現他曾使用日本武士刀的紀錄。
唯一「物證」，是一株據說是他手種的椎樹。這樹在今天平戶中學的運動場，長得盤根錯節，蒼勁樸茂，當地列為「松浦心月」勝景之一。日本人著意維護，樹旁並立有松浦藩「從三位伯爵原銓」題詩的刻碑：
鄭森往昔在壺陽，講武修文煉鐵腸；此樹當年親手植，如今盤踞鬱蒼蒼。
題詩樹碑的時間，已是田川福松長大成人、甚至離開人世的兩三百年以後，光憑口耳相傳而寫下的這首詩，恐怕難以保證這棵樹確是當年那個不到七歲的幼童手植。其實就算錯了又何妨？崇敬一個人，兼及於可能出自其手澤的一棵樹並不為過。倒是這位伯爵大人的詩並不怎麼高明，而竟得與這棵樹，更確切的說，是與本書的主人翁同垂不朽，那才是託人之福了。
談到詩，傳說年幼的田川福松除了學劍、種樹之外，還曾題詩於飛鸞臺（Hirado，平戶的譯音）島壁：
破屋荒畦趁水灣，行人漸少鳥聲閒；偶迷沙路曾來處，始踏苔巖常望山。樵戶秋深知露冷，僧扉晝靜任雲關；霜林猶愛新紅好，更入風泉亂壑間。
離開日本之後他再也沒有回來過。也就是說，這首詩的作者是一個還不到七歲的孩子。如果這是真的，那他可就不是普通等級的文學天才了。是耶？非耶？請您自己評斷吧。
這段時間裡添了個弟弟——田川七左衛門，比他小五歲。這是不是他父親的親骨肉呢？難說。有人認為在七左衛門出生之前的那一兩年，鄭一官正忙著對明朝政府派來討伐的官軍作戰，應該沒空閒再到日本；但也有人反過來認為既然有了這孩子，就表示他曾經抽空回來探望過妻兒。總之，這是個小小的疑案。
許多年後，已經名滿天下的國姓爺，仍然惦記著這個從小分離的弟弟，不時予以金錢接濟。七左衛門之子道順，長大後復姓鄭。又過了三百多年，其九代孫鄭審一曾經到臺灣尋根，並參加鄭成功復臺三百零六週年祭典。時為一九六八年。
海商崛起的時代
田川福松之所以沒有永為異邦之民，而能回到中國，與他父親的境遇有密切關係。在短短幾年之間，鄭一官從一個僑商的貿易代表變成流落荒島的墾荒者、再變成縱橫海上的巨寇，最後成為大明的遊擊將軍，是個堂堂的朝廷武官，有能力把留在日本的兒子接回來了。
這幾年是鄭一官一生事業的關鍵，必須從當時的大環境說起。
就世界形勢來說，十六世紀中後期以來，西歐一些國家不斷對外擴張，先是發現、探險，繼而通商、殖民。其最著先鞭者為葡萄牙、西班牙，繼起者為荷蘭、英國等。或繞過好望角而東，或沿美洲海岸橫渡太平洋而西，最終會合於遠東地區。
就中國而言，明廷創建之初即無意於海上，又因張士誠、方國珍的一些餘黨入海頑抗，以及胡惟庸通倭事發等困擾，故一開始就對「通海」採排斥態度。為靖「海氛」，遂制定海禁政策，號稱「寸板不准下海」。其後雖然曾有過鄭和七下西洋的壯舉，但其性質只是官方的「面子工程」，與民間經貿活動全不相干，而且還因耗費過鉅無以為繼。總之，官方態度一向是反對，至少是不鼓勵人民對外通貿的。
然而利藪所在，絕非厲禁所能止，沿海商民之「通海」者始終不斷，並因為係屬非法行為，無法獲得法律保障，以致常發生「黑吃黑」的債物糾紛。嘉靖年間嚴重倭寇事件的導火線，就是這麼來的。
倭患已息而「通海」的誘因仍在，既難以禁制，故於隆慶元年（1567）稍疏海禁，准許少數船隻在給引（特許證）的條件下，由泉州、廣州等少數指定港口出海貿易，算是妥協折衷；但對船隻型制仍有限制，不准民間製造可以改裝成為戰艦的大船。於是商舶所至北起日本、南至呂宋、西抵南洋各地者絡繹不絕，但真正的顛峰還要再半個世紀後才達到，這與日本的情況有關。
就日本而言，室汀幕府晚期進入戰國時代，各地大名互相攻伐。位處西南的九州諸強藩多藉海外商貿，甚或搶掠以為厚積爭雄之資。經多年戰亂後，由「關白」豐臣秀吉完成統一，各地山頭名義上皆服從其節制。至文祿元（萬曆二十，1592）年，已經讓職於養子秀次改稱「太閤」的豐臣秀吉，轉用內戰的虎狼之士侵略朝鮮，明廷傾全力往救，即朝鮮史上的「壬辰倭亂」。此後歷經七年的或勝或敗、或戰或和，直到慶長三（萬曆二十六，1598）年，豐臣秀吉死，日軍方才全面撤退。
兩年後的關原之役德川家康獲勝，不久稱征夷大將軍，建立江戶幕府，成為日本最大的實權者；復於元和元（萬曆四十三，1615）年大坂戰役後滅豐臣氏，取得全面霸權。他一反豐臣秀吉所為，不再對外擴張，並隨著權力的日益強固，更限制、禁絕日本人的海外活動。
因幕府的鎖國政策使得對外商貿呈萎縮狀態，進口物資勢需仰賴域外海舶輸將，這使得「通海」的華人更為有利可圖。同時，由於大批逐利的洋人已經西來，且到處建立殖民地。以致華人泛海經商已不再侷限於東亞各國間的以有易無行為，而是間接參與範圍更廣、利潤更溥的「全球性」國際貿易了。
國際局勢雖有變化，但區區幾艘洋船的出現，絕不足以撼動龐大的古老帝國，中國幾千年來的重農輕商傳統政策不可能一時扭轉過來。明廷雖對「通海」作了種種限制，但在豐厚利潤的誘惑下，閩浙沿海之鷙悍者往往甘犯厲禁，不但身致鉅富，且多在異邦設置常駐據點，作「永續經營」的打算。以日本而言，在先後開放對外貿易的港口平戶、長崎等地，在萬曆末年所居留的中國人，據估計即高達數千人，足見其盛況。
從鄭一官到鄭芝龍
由於官方核發的引數有限，無法充分滿足日益迫切的國際商貿需求，為求厚利，許多大商巨賈所擁有的商舶多未領引，以今天術語來說叫做「走私」；且船舶型制也多逾越限制。這些行為既屬非法，執意為之就必須有與官軍抗衡的準備，若無足夠武力是無法應付的；而更需防範的是諸多「同行」，包括西歐那些全力向外拓展的海權國家，以及稍前稍後的鍾斌、楊六、楊七、李旦、顏思齊、李魁奇、褚綵老、劉香等中國海上勢力。各方勢力彼此之間有聯合、有鬥爭，關係複雜得很。
無論如何，顏思齊一夥離開日本後揚帆直下，在海上航行八天後，到達今天嘉義縣布袋鎮海濱的魍港（Wankan，又作蚊港）登陸，「安設寮寨」，開始作起「沒本錢的買賣」。但他在第二年（天啟五年，1625）九月就病死了，一般都說是因赴諸羅山打獵感染風寒得病，死後葬於今嘉義水上鄉牛稠埔的尖山頂；也有人認為那是個不知名的古墓，與顏思齊無關。總之，繼其為「寨主」的是年輕的鄭一官。
他只有二十二歲，憑什麼能脫穎而出呢？這有多種不同的講法：一說是群雄在顏思齊靈前設案禱天，相約拜劍躍起者為魁，鄭一官辦到了；一說是他們出海時，各船的船纜被風吹攪在一起，相約哪個擊鼓三通解開的話，誰就是老大，鄭一官辦到了；一說設案禱天，以碗為筊，鄭一官連擲不破，於是大家認為這是天意，承認他是新老闆。
不過，有些史料隱約顯示，在顏思齊死後，鄭一官曾經與同夥中的實力人物陳衷紀演出過一段「水寨大拼伙」的戲碼，將其「手刃」，似乎那次權力轉移的過程並非十分順利，不像「以卜問天」那麼簡單。但《臺灣外記》卻說陳衷紀是被李魁奇所害的，鄭一官則是後來替他報了仇。這些事情，今天同樣難知其詳了。反正就在那一兩年之內，原本沒多大名氣的鄭一官突然暴起，成為海上最具影響力的中國人就是了。
鄭一官接任盜魁後改名（也許是恢復原名）鄭芝龍，字曰甲，號飛黃。包括親兄弟芝虎在內，不少同族兄弟都前往投靠。許多萑苻兄弟也跟著改名叫「芝」什麼的，核心人物十八個，號稱「十八芝」。
強盜變官兵
鄭芝龍當家後，這一夥的勢力很快就壯大起來。除了他個人的能力之外，也因為福建當時正好鬧飢荒，許多走投無路的鄉親都前往投靠。聲勢既成，其「事業」較顏思齊時期興旺得多。當時福建巡撫朱欽相曾題報：一年之內出海的洋船（領引的合法貿易船）四十三隻當中，有二十隻「為賊奪駕以去」。足見他的力量已足以對海上商貿活動造成嚴重的威脅。
不僅如此，鄭芝龍在天啟六年二月開始登岸搶掠金、廈，以「不殺人、賑貧乏」為標榜，不傷害一般升斗小民。和一些紀律敗壞的官軍比較，這股盜賊還受老百姓歡迎得多。這次行動可能牽涉到複雜的海上利益問題，不單只是純粹的搶劫，以後我們還會提到。
任何政權都不能容忍這種萑苻勢力存在，明廷開始規劃進剿。但鄭芝龍的隊伍遠比疏於整訓的官軍強得太多，在往後的一年多裏，他連敗都司洪先春、遊擊盧毓英、副將陳希範、總兵官俞咨皋等。明朝動員的部隊一次比一次多，指揮官層級一個比一個高，卻都一再鎩羽，不是敗走就是被擒。這期間他還好整以暇的搶掠了廣東的靖海、海豐，福建的漳浦、銅山等處。甚至還「樹旗招兵」，更加擴充力量。
鄭芝龍「展現實力」的本意其實是希望接受招安。當時海上勢力複雜，競爭相當激烈。若能搖身一變而為官軍，挾名正言順的朝命，以國家資源為後盾而與群雄爭鋒，自然會大佔便宜。這想法並不特出，在他之前就已經有不少人幹過。正因有這個打算，所以他在戰場上佔盡優勢卻不為己甚，敗走了的官軍不追、擒獲了的將領釋放。在可能範圍內，盡量表達善意。
朝廷既不能力制，只好採招撫一途。於是起用當年於他有恩的蔡善繼為巡海道，負責招安事宜。果然一拍即合，天啟七年（1627）九月，鄭芝龍在泉州投降，並接受守備（以明末官職的「幣值」而論，約略相當於今天的少校）的職位。
這當中還牽涉到一個技術性問題：必須要剿滅的海盜，竟然搖身一變而為朝廷命官，似乎顯得政府是非不分，太沒立場了。於是不知哪個天才想出了個辦法，題報稱「義士鄭芝龍收鄭一官」。也就是說，當海盜的那個鄭一官已經被鄭芝龍消滅了，論功行賞，才授予這位「剿匪有功義士」官職的。如此一來名義堂堂正正，於朝廷威望無損。官場嘛，本來就常有些奇奇怪怪的事。
不過事情進行得並不順利，已成為兄長左右手的鄭芝虎，因為不滿老哥對蔡道臺的卑躬屈膝，又認為招安條件太差，一怒之下帶了大部分人船跑了。這一攪和，逼得鄭芝龍只好跟著下海繼續幹海盜。
鄭芝虎這麼搞法，對大哥其實是有利的。朝廷既不得不招安，只有開出更優厚的條件。經往來「議價」，崇禎元年（1628）七月再度投降。這回主持招撫的是福建巡撫熊文燦，比蔡善繼份量重得多；鄭芝龍授職遊擊將軍（約略相當於上校），官也更大了。
但這次的「撫局」還是出問題了，同夥的李芝奇（本名李魁奇）、郭芝葵等一些「芝」字輩拜把兄弟，因不願接受招安而率眾叛去，並到處劫掠。於是這位新任五虎（駐地，在閩江出海口附近）遊擊不得不全力進剿以表明心跡，於崇禎二年四月將李魁奇擒斬；郭芝葵則在稍早之前「反正」，又回到鄭芝龍旗下。接著，鄭芝龍又於六月消滅比他更早接受招安，後來又叛去的楊六（楊祿）、楊七（楊茦）。八月，在南日消滅另一股海盜褚綵老，以實際行動證明其有「肅清海氛」的能力。
到這時候，雖然仍有鍾斌、劉香等幾股海盜還沒清剿完畢，但鄭芝龍已在福建官場上立定腳跟，有餘暇可以考慮留在日本的妻兒了。
回國的小華僑
從異國接回妻兒，在當時是一件大事。有些記載說日本人原來不同意，鄭芝龍叫人畫一幅圖，顯示他「駛統無數艨艟，旌旗飛揚，軍威雄壯」，聲言「若不依允，即欲興師前來」。日本人怕了，只好把小福松交給來人帶回。田川氏及七左衛門仍不放行，算是個妥協折衷。這頗像兒戲的說法恐怕不可靠。田川氏之未曾隨來，可能是次子尚幼難耐波濤，或其他原因之故，無充分證據難以評斷。
奉命往日本接眷的，很可能是鄭芝龍的遠房堂弟鄭芝莞（又叫芝鶴），回到安海已經是崇禎三（天聰四、寬永七，1629）年九月。當時誰也沒想到他帶回來的那七歲小華僑，將對中華大地造成什麼影響。當時最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，是在前一個月，曾經兩次大敗後金，使其不能越寧遠一步的原薊遼督師袁崇煥，因為皇帝中了反間計，被下令凌遲處死了。
田川福松既然回到中國，就不能再用這日本名字，於是復姓鄭，取名森，字明儼。
接回這孩子後，鄭芝龍在官場上的運勢更加順遂，除逐一剿滅海上群盜外，還海軍對海軍，硬碰硬地擊敗過荷蘭人，成為東南海上的首強。就純軍事的角度看，中國歷史上像樣的海軍將領不多，而鄭芝龍無疑是其中相當突出的一個。
同時他還壟斷對外貿易，許多記載都說凡是要出洋經商的船舶，每年每艘都得付給他三千兩銀子，沒有他的旗號，就無法在海上通行。獨擅海上之利而成鉅富之後，他又在安海老家築了個海船可以直通「臥內」的城，可以想見其形制與傳統的城池頗有差別。
此外，他還藉大把銀子之力為鑽營求進之資。因此官符如火，不斷升遷，崇禎八年陞參將、十三年未經副將一級而直接躐署南澳總兵。過了兩三年，為了想要當福建全省總兵官，派人帶了現銀十萬兩進京活動。這舉動過於惹人注目，風險太大，有記載說當時「大小司馬（兵部尚書和侍郎）手長目眩，不敢也。」遷延結果，這筆銀子後來被攻陷京師的李自成接收。不過鄭芝龍的心願還是達到了，不久福王由崧在南京即位，他不但真除福建總兵官，而且還晉爵南安伯，成為名副其實的福建霸主。
家族成員
鄭森回國時，鄭芝龍已經另娶妻顏氏，不曉得她對這不是親生的孩子如何，不過鄭森對後母是滿孝順的。
鄭芝龍另外還有妾陳氏、李氏、黃氏，她們分別生了幾個兒子：焱（渡、世忠），陳出、垚（世恩），顏出、鑫（世蔭），李出、淼（世襲），黃出，還有最小的世默，不知道是哪個娘生的。我們不知道老二鄭焱（不算七左衛門在內的排行）的年齡，只知道老三鄭垚比大哥小十二歲；老五鄭淼小十五歲；最小的鄭世默則小了二十歲，比姪兒鄭經還年輕。這些弟弟們都是鄭森回國以後才陸續出生的。其中鄭淼後來跟隨大哥到了臺灣，曾經因政局演變而扮演過一段尷尬的角色。
《石井本宗族譜》還提到鄭焱的娘陳氏「逐出」，不知道為什麼被老公休了。
一個七歲的孩子離開親娘，飄洋過海到了連語言都不通的陌生地方，不是很容易適應的。幼小的鄭森因此常跑到海邊向東方眺望，懷念遠在異邦的母親和弟弟。五叔芝豹看這種行為很不順眼，經常藉機欺負他。這個叔叔一輩子似乎專門同他作對。
年長十一歲的四叔芝鳳卻蠻喜歡他的，據說對這姪兒有過這樣的評價：「此吾家千里駒也」。不過鄭芝鳳不久改名鴻逵應武舉中式，分發到天津巡撫劉宗周標下服軍職去了。不能一直在身邊照顧他。
大老粗的二叔芝虎不知道對他怎麼樣。這個叔叔在五年後，因為追剿海盜劉香，陣亡於廣東大星所外海。當時的官職是守備。
還有個三叔芝麟，據家譜的記載說是早殤，鄭森應該沒見過。
鄭芝龍五兄弟，老大到老四都是同一個娘——徐氏生的；只有老五芝豹是黃氏所出，她是芝龍父親鄭士表的繼室。
從一些零碎的史料還可推定，鄭芝龍至少應有兩個妹妹，但在傳統重男輕女的記述下，關於她們的細節就不知道了。
年輕的秀才
鄭森的言談舉止顯示天份不差，海盜出身的父親大概覺得讓這孩子當兵可惜了，因此請了先生教他讀書，希望從科舉起家。在那個重文輕武的社會裡，即使像鄭芝龍這樣得意於官場的人，還是覺得只有中舉、成進士才是改換門楣的正途。
開蒙幾年後，到了十一歲開始學作制藝文字，也就是應舉所必須的八股文，文題例取四書文句，在一定格式內就題旨發揮，以「代聖人立言」。有一次，塾師命題「當灑掃進退應對」，這是《論語》子張篇中的句子。鄭森在「束股」（又稱「後比」）一段寫下：「湯武之征誅，一灑掃也；堯舜之揖讓，一進退應對也」。假如「文如其人」這句話有些道理的話，那麼在髫齡時，鄭森的文字就顯示其氣派不凡了。
舉業的道路一開始還算平順，十五歲進南安縣學為生員，也就是俗稱的秀才。這只是科舉必經之路的起步，不算是一種功名。報名應考的稱童生，必須經縣試、府試、道（南北直隸為提學御史、各省則為督學道）試三關，通過了才能進學。明朝制度規定「科舉必由學校」，必須是國子監生或府、州、縣學的生員方能應鄉試，若中舉就取得入仕的資格。如果能更上層樓，參加會試、殿試而成進士，那就更不得了了。
地方學校生員有一定名額，原則上是每府四十名、州三十名、縣二十名，這些學生都是有薪資的。後來讀書風氣日盛，於是在名額之外加收，稱「附學生員」，就是「隨班附讀」的意思。原來的正取生叫「廩膳生員」，簡稱「廩生」。再往後，還是覺得學校的門太窄，於是又增加名額，稱「增廣生員」。這廩生、附生、增生三者，便成為秀才的等級。按學道三年兩次歲、科考的成績優劣而定其陞黜。
鄭森進學沒多久，就成為南安縣學二十名廩生中的一個。以他的家境自然不會在乎這點「獎學金」，但這身分卻是個難得的榮譽。這和他父親的地位是否有關呢？大概不是。因為他的叔叔鄭芝豹也是秀才，但卻不是廩生。或許一些知縣、知府，甚至督學道，在主持考試時會賣人情錄取（這種事情在明末常有），但要成為廩生，總得有點真才實學才能叫人服氣。
命世雄才的預言
另外還有個截然不同的講法，《東村紀事》說粵人郭之奇為學使（督學道），主持考試時將鄭森列為第四等，因為鄭芝龍的緣故才免於受罰，於是「入貲為太學生」。此說不太可靠，我們不是故意要偏袒鄭森，而是就事論事。
首先，《東村紀事》的作者宋徵輿，原名存標，字轅文，松江府青埔縣人，與鄭森同時而年稍長，曾加盟復社的旁支松江幾社。他在明亡後改名應試，順治四年登第，官至清朝的左副都御史，因政治立場迥異，行文間每多敵意；且籍地不同，難免傳聞失實，其記述就有不少是錯誤的。
其次，說鄭森進國子監（太學）是「入貲」——捐錢買資格，恐怕不確。憑鄭芝龍的地位，他至少能以「廕監」身分入學，犯不著採取不怎麼光彩的「例監」方式。說見後。
至於說鄭森考列第四等，應也有待商榷。明代生員科考按成績區分為六等，只有列名一、二等者才有應鄉試的資格。鄭森確曾參加鄉試，此一事實足以反證他絕不至於考列四等。或許成績不佳，因而「入貲為太學生」的是鄭芝豹也未可知。
鄉試三年一次，例在子卯午酉年的秋天，於各省城舉辦。《臺灣外記》說鄭森「兩赴鄉闈」，因此，頭一次是進學的第二年，崇禎十二年己卯科，不售；第二次是三年後的崇禎十五年壬午科，十九歲的鄭森再次應考，結果又落榜了。
在明清的科場體制下，鄉試「解額」一般都只有應試生員的三十分之一左右，錄取率這麼低，能中舉的畢竟只是少數，落榜其實算不了什麼，倒是在第二次應考之前，意外地碰到一件小事。有個金陵來的相士在福州替人看相，鄭森也讓他算算可有新科舉人的份。結果相士鐵口直斷，說：「奇男子，骨相非凡，命世雄才，殆非科甲中人。」明白指出他在考場不會得意，另謀發展則不可限量。這時鄭森正「銳意場屋」，或許也自認程度不錯，這科不如意下科再來，根本就不把「半仙」的話放在心上。
其實早在幾年前，泉州府晉江縣籍的進士王觀光，以常州知府罷官家居，一看到鄭森就對鄭芝龍說：「是兒英物，非爾所及也」。那時候他可連秀才都還沒中呢！
這時候的鄭森，一心一意只想走父親從小替他規劃好的道路，中舉、成進士，改換門楣、光宗耀祖。如此而已。
又，因為長子鄭經出生於明年，所以他很可能是這一年結婚的。新娘董氏比他大一歲，是廣東雷廉道董容先的女兒、禮部侍郎董颺先的姪女。
備役軍官
除了秀才之外，鄭森還有個不太為人注意的身分：「應襲錦衣衛副千戶」，《鄭氏宗譜》和《鄭氏家譜》都明確記載了這頭銜。用現代術語來說，大概近似「憲兵備役少校」之類。這身分是因鄭芝龍地位而來的。
由鄭家譜牒中，只見鄭芝龍的遠房曾叔祖鄭六仔為南京留守衛軍，本支看不出有軍籍的痕跡。但《石井本宗族譜》說他滅劉香後，改襲錦衣衛副千戶，實授前軍都督府左都督，旋陞總兵官。
這三個頭銜必須稍作解釋。左都督是本職，屬五軍都督府管轄的「儲將」，雖貴為正一品大員，但如無差遣則只是個坐領乾薪的閒職而已。總兵官一職，用現代術語講，是屬於「不定職、不定階」性質，明代制度設計是在有專征或鎮守地方需要時，由公、侯、伯三等勳爵，或五軍都督府的左、右都督、都督同知、都督僉事中遴派擔任，地位特別重要的予掛某某將軍印；其事權及所轄單位、兵員並無一定。原是「事畢繳印歸府」的臨時派遣性質，只不過中後葉以後兵革不斷，軍事行動難得「事畢」，因而不少地區性的總兵官也就無從「歸府」，結果這職位變成「流官」了。
至於副千戶，則是可傳諸子孫的世職。明制軍民分籍，上自三級勳爵、次及衛指揮以至百戶等軍官，乃至總旗以下的兵丁，通通都是世襲的。鄭家未隸軍籍，本無從軍義務，但鄭芝龍就撫後既出任軍職，在法理上即應納歸軍籍管理，於是遂有「錦衣衛副千戶」的頭銜。就連鄭芝虎也具有這類的身分，《石井本宗族譜》記載：其陣亡後的恤典之一，是世職由總旗晉百戶，無子，以嗣子鄭焱承襲。
如果不是後來天下大亂，或許鄭森會承襲「錦衣衛副千戶」這個身分終老，再傳給兒子、孫子；又或許鄭芝龍繼續陞官，世職會更加提陞也說不定。更說不定鄭森會以此一出身進入軍中任職，從此展開不一樣的人生，在那個時代，這類的例子其實是不少的。
國子監生
鄉試不售，還有另一條路可走——進國子監。明朝制度規定當官須從三途之一出身：一是進士；二是舉貢（舉人或貢生）；三是吏員。第一途靠「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」，碰運氣的成分很大；第三途號稱雜流，不但不易補缺，即使當了官也是終身屈居下僚。相較之下，若不能順利中舉的話，則入國子監取得貢生資格，在官場的發展雖不如進士，亦遠較吏員出身者為優。
再者，光桿生員不僅沒資格入仕，且每三年還須經兩次歲、科考的折騰；不但成績太差可能遭降、黜，且科考不列一、二等者根本就不能應鄉試。因而即使從「風險」的角度考量，國子監生也比秀才穩當得多。鄭森作此選擇是可以理解的。
明代國子監的演變經過太過複雜，沒法多談。大致說來，監生在明初地位崇高，出路也不錯。以後入監資格日益浮濫，監生素質良莠不齊，以致份量不斷降低。但無論如何，在「科舉必由學校，而學校起家可不由科舉」的制度規定下，國子監生既有入仕資格，又可繼續應鄉試（如果是已經具有舉人身份的「舉監」，則可再考進士），場屋順利則更上層樓，萬一不如意的話，也可以此為當官的起點，不失為可進可退之計。
明朝建南北二京，各有全套的中央官署，因而國子監也有兩個，鄭森進的是南京國子監。其入監時間，黃宗羲的《賜姓始末》和梅村野史的《鹿樵紀聞》都說是弘光時，且都說拜錢謙益為師。然而從那時期鄭森所作兩題三首詩透露的訊息看，時間應當還要早一點。說見後。
監生身分有舉監、貢監、蔭監、例監等區別。鄭森不是舉人，不可能是舉監。是其他的哪一種呢？
例監是「納栗納馬」，花錢買的。據《鄭氏家譜》記載，鄭芝豹就是這一種；但同一史料卻沒講鄭森也一樣。就他的情況推測，最可能是蔭監。
蔭監是大官子弟保送入學，最初規定武官必須是勳爵（公、侯、伯）或死於王事者的子弟，後來沒那麼嚴格了，原則上重要軍職立有軍功也行。鄭芝龍當時雖還未封伯，但海上功勳無數，地位夠也重要，更何況鄭芝虎也確實歿於王事，因而鄭森實具備以官生入監的資格。不過這也不一定，因為他可能也符合貢監的條件。
貢監有歲貢、選貢、恩貢、納貢等等名目，其規定駁雜，且屢有更易。大致是由生員中選拔，通常多取廩生中學行優異而資深者。鄭森為廩生已六年，雖不算特別資深，但也絕非新進，或有可能以此身分入監。
明初制度，肄業監生原有嚴格的課程及升黜規定，到後來卻變成只是個頭銜，去不去報到無所謂。但鄭森還是到了南京，不是為了要入監讀書，而是因為他拜在前禮部侍郎錢謙益門下，成為這位名滿天下大詩人的學生。
孤身北上沒多久北京淪亡，弘光朝廷成立，老師結束多年的放廢生涯，一躍而為禮部尚書；父親封南安伯，真除福建總兵官；四叔也封靖虜伯，從南贛副總兵調任鎮江總兵官，負拱衛京畿重任。與鄭森有直接關係的尊長，一夜之間都官運亨通，大走鴻運了。
錢門弟子鄭大木
鄭森最遲在崇禎十七年三月之前成為錢謙益的門生。兩人的師生關係是確實的，不像一般科場上考官與所取中者之間的那種有名無實稱謂。老師特地替他取了新的字號——大木，既由「森」字引申發揮，同時也期勉他成為國家棟樑。
錢謙益以後降清，頗受「兩朝領袖」之類的譏評，但此時卻是名滿天下的詩壇祭酒；又因當年魏忠賢黨羽造「東林點將錄」時，將之列為「天巧星浪子燕青」，在一般人的觀感中，曾被壞人點名批判的當然是好人，故頗負清望。雖賦閒多年，而士人爭趨附之。區區一個國子監生能拜於門下頗不容易，這可能與他的家世（應說是家境）有關。以錢謙益的名望地位，雖未必會把個署總兵官放在眼裡；但對那靠海外貿易起家的天下首富，恐怕不能不另眼相看。
另外，晚明疆場多故，內外兵革不斷，而慣例卻只有文臣才能擔任戰區最高指揮官，因此許多文人都爭相以「邊才」自炫，冀能因此受朝廷重用，並建立軍功而出將入相，錢謙益也不例外。而立功的首要條件在於兵力足恃，且所指揮的武將肯聽命賣命。鄭芝龍不但是手握重兵的實力人物，且其水師之強確實無人能及，收鄭森為徒，不失為預作拉攏，必要時得其助力的一著閒棋。
弘光成廷成立後，錢謙益時來運轉成為新政府的要員。但這個朝廷的舉措卻處處令人失望，鄭森因而向老師建議必需立即做六件事：知人善任、招攜懷遠、練武備、足糧貯、決壅蔽、掃門戶。
錢謙益指責年輕的弟子少不更事，說的容易，不曉得實際執行的困難。言下之意，是在馬士英、阮大鋮把持下的朝廷裏，想有所作為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。
鄭森對老師的和稀泥態度不以為然：「該做的事就做，如果做不到，或是當權者不肯用我，就該辭職不幹。難道現在是貪求官位、粉飾太平的時候嗎？」
錢謙益不能反駁弟子堂堂正正的大道理，但也沒照他的話，做個清標自守，有所不為之士。這個態度，直接影響了這位大詩人的歷史評價。
這是我們今天所能知道鄭森關於時局的最早意見。不過是否真有這麼一段也很難說，因為記載這事的《臺灣鄭氏始末》成書於道光十六年，是相當晚出的史料，究竟是真有所本，還是作者編造的就不知道了。
學詩的作業
國子監生鄭森還做過什麼事已經難考。只知道他在這段期間寫過兩題三首五言古體詩。很像是向錢謙益學詩的「作業」。
其一為「春三月至虞謁牧齋師同孫愛世兄遊劍門」：
西山何其峻，巉岩暨穹蒼；藤垂澗易陟，竹密徑微涼。煙樹綠野秀，春風艸路香。喬木倚高峰，流泉掛壁長；仰看仙岑碧，俯視菜花黃。濤聲怡我情，松風吹我裳；靜聞天籟發，忽見林禽翔。夕陽在西嶺，白雲渡石梁；巘崿爭突屼，清翠更蒼茫，興盡方下山，歸鳥宿林旁。
其二為「閱旬日復同孫愛世兄遊桃源澗」（二首）：
閒來涉林趣，信步渡古原；松柏夾道茂，綠葉方繁繁。入林深幾許，瞻盼無塵喧；清氣蕩胸臆，心曠山無言。行行過草廬，瞻仰古人園；直上除荊棘，攀援上桃源。桃源何秀突，風清庶艸蕃；仰見浮雲馳，俯視危石蹲。拭石尋舊遊，隱隱古蹟存；借問何朝題，宋元遑須論。長嘯激流泉，層煙斷屐痕；遐邇欣一覽，錦繡羅江村。黃鳥飛以鳴，天淨樹溫溫；遠色夕以麗，落日艷危墩。顧盼何所之，灑然滅塵根；歸來忘所歷，明月上柴門。
孟夏艸木長，林泉多淑氣；芳草欣道側，百卉皆鬱蔚。乘興快登臨，好風襲我襟；濯足清流下，晴山綠轉深；不見樵父過，但聞牧童吟。寺遠忽聞鐘，杳然入林際；聲盪白雲飛，誰能窺真諦？真諦不能窺，好景聊相娛；相娛能幾何，景逝曾斯須；胡不自結束，入洛訪名姝！
後者還附有老師的評語：「聲調清越，不染俗氣，少年得此，誠天才也。」持平而論，這兩首詩結構平鋪直敘，且無特出的奇語警句，未必當得起「天才」的考語。不曉得錢大詩人對其他學生的評分標準，是否也同樣寬鬆？
錢謙益早年的學生瞿式耜，也在老師評語之後湊趣地評道：「桃源上首，曲折寫來，如入畫圖；一結尤清絕。次首瞻矚極高，他日必為偉器，可為吾師得人慶。」
看似尋常的紈袴子弟
兩詩題所提到的「孫愛世兄」，指的是錢謙益的兒子錢孫愛；錢大詩人得子較晚，錢孫愛的年紀和鄭森差不多。看來鄭森除了頗得老師青眼之外，與「師兄」的交情也不壞。
至於「春三月」，指的應該是崇禎十七年（1644），當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，南京方面卻直到四月中旬才得到消息；因為還不曉得出了大事，所以才會有心情遊山玩水。如果是第二年（弘光元年，1645）的話，則四月底督師大學士史可法在揚州殉國，到了五月十五日南京就失陷了，錢謙益就是帶頭迎降的大員之一。三月時的局勢已經很緊急了，而這三首詩竟沒透露出一點感時憂國之思，所以不太可能是那時候的作品。
而且「至虞謁牧齋師」，顯示當時錢謙益人在常熟原籍（常熟古為海虞縣，城西北隅有虞山，故通常以「虞」或「虞山」為代稱）。如果是弘光元年的三月，則錢謙益已經是禮部尚書，以其地位及當時的緊急情況，勢不可能離開南京才是。
另外，瞿式耜評語署「瞿給事」，也透露一些消息。瞿式耜原任戶科給事中，崇禎初受到錢謙益的牽累而落職，師徒倆一起失業多年，或許因而才有空閒「批改作業」。弘光朝廷成立後，大概因為老師的關係，瞿式耜鹹魚翻身起復為應天府丞，十二月更超擢僉都御史巡撫廣西。因此，如果鄭森是遲至弘光朝才進國子監，並拜錢謙益為師的話，那麼在所謂「三月」間，瞿式耜的頭銜不但不該還是「給事」，而且人也早就離開南京了。
瞿式耜字起田，常熟人。後來於永曆四（順治七，1650）年年底，以留守大學士的身分在桂林殉國。儘管老師的氣節不怎麼樣，但這兩個學生卻還都滿爭氣的。
就詩的內容，實在看不出這侯門冢子有什麼遠大志向，甚至像「胡不自結束，入洛訪名姝」這樣的句子，還頗讓人覺得這不過是個承平時期的一般紈袴公子而已。
就有限的史料看，這時期的鄭森似乎平淡無奇，看不出將會有什麼特殊作為的樣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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