東海長鯨 第一章 巨鯨降世
東海長鯨
——鄭延平王的志業與功業 楊龢之
第一章 巨鯨降世
海有魚王，是名為鯨；噴沫雨注，鼓浪雷驚；目作明月，精為彗星。
——楊慎《異魚圖贊》
傳說西元一六二四年，也就是明朝天啟四年、後金（清朝的前身）天命九年、日本寬永元年的初秋，在九州西北肥前國西端平戶島的千里濱海邊，一個年輕的婦人正在檢拾文貝。突然感覺一陣暈眩，本能地靠在一塊大石頭上。她正懷孕即將臨盆，還沒來得及趕回家，嬰兒就出世了。
平戶是個長條型的小島，南北長十里，東西寬二里半，隔著窄窄的海峽與松浦半島東西相對。在海峽最窄處旁有個傳統的小港口，港西南一里半的河內浦岸邊，則能停泊遠從西歐飄洋過海而來的大船，這少婦與新婚不到一年的華僑丈夫就住在那裡。河內浦東端的一片沙灘，就是娃娃誕生的千里濱。直到今天，那塊石頭仍橫臥在海邊，日本人叫它「兒誕石」，並立碑為記，算是「有石為證」。
另外還有個比較玄妙的說法，雖沒有石頭之類的物證，但卻為許多人所津津樂道，——據說那孩子是大海中一頭巨鯨投胎的。
鄭一官的種種「據說」
這個中日混血嬰兒自然就是本書的主人翁，但為了追溯緣由，咱們還是先從他的父母談起。
孩子的父親鄭一官來自中國，當時雖然只是個二十一歲的青年，但在當地華僑界卻頗有名氣，人稱「平戶老一官」。很多年前，他曾經有個正式的學名叫做鄭國桂，不過這時大概已經沒幾個人知道了，至少在平戶，就找不到曾有人這麼稱呼他的證據。幾年後，他成為縱橫臺灣海峽的風雲人物時，用的是另外一個名字，我們以後會提到。
鄭一官是福建泉州府南安縣石井鄉人，老家在流入廈門灣的安海溪下游的安海村（以後改稱安平）。有關他早期的經歷，各種說法不但很不一致，而且還有許多是互相矛盾的。很可能是發跡後，他自己不願再提起從前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舊事；而對於一些好事者所猜測、編造的說法，也沒人敢去向他查證。於是就留下了一大堆真假莫辨的「據說」。
據說石井安海地方有一片地，「山環而相顧，水潮而有信，旗鼓顯耀，印劍生成」，端的是一塊好風水，名為「五馬奔江」。一官的高祖鄭達德，曾遇到異人廖明師的指點埋葬於此，照堪輿家的說法，其後將會「出五代諸侯，為明朝嘆氣。」（不知道這「嘆氣」兩字應作何解釋？）這講法出於《臺灣外記》，是鄭一官部下之子江日昇說的，照理應當有所依據才對。但據今存石井鄭氏幾種族譜和其孫鄭經所撰的墓誌，可知鄭一官的高祖鄭盟，字日盟，號樂齋，並不叫鄭達德；而且其墳塋在南安康店的橄欖山，也不是葬在石井。「五馬奔江」祖墳的說法自然不可信，但卻突出了好陰宅可以庇蔭子孫的傳統觀念。
據說他父親是泉州府的庫吏。鄭一官小時候，有一天放學途中經過泉州府衙後園外面，遙望園中荔枝樹結子累累，一時頑皮起來，撿起路旁石頭就扔，不巧知府蔡善繼就在園裏，更不巧的是那一石頭就打在頭上。蔡知府大怒，下令抓拿。逮到後一看，發現這小頑童長得眉清目秀，氣宇軒昂。知府大人轉怒為喜，不但不加以處分，還好好賞賜了一番。另一個講法是：蔡知府會看相，認為這孩子的相貌，「法當貴而封侯」，所以才不同他計較的。這件事發生的時候，他到底多大年紀呢？有的記載說是七歲、有的說是十歲。不過若對照《泉州府志》，那麼蔡善繼出任泉州知府的那一年（萬曆四十三，1615），鄭一官已經十二歲了。所以如果真有扔石頭這回事的話，也不是發生在他的童稚時期。
鄭一官十八歲因「失愛於父」而離家出走。原因也有兩類講法：一是性情蕩逸，不愛讀書；一是調戲父親的姨太太，為父所逐。不過，後一說不見得很可靠，因為鄭家幾種祖譜都說鄭一官的父親鄭士表僅先後兩妻：徐氏、黃氏，沒提到有任何妾侍，而按鄭家譜牒的體例，不但於某人有幾妻幾妾都記載得清清楚楚，且即使被「逐出」也不避諱。因此，調戲父妾的講法，或許是討厭鄭一官的人所造的謠；又或許是他的孫子鄭經曾經同弟弟的奶媽發生過不清不楚的關係，後來傳聞搞混了，把帳錯記在他頭上也說不定。總之，鄭一官從此開始了闖蕩江湖的生涯，其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，關於他的「據說」就更難以查證了。
據說他到了澳門投靠母舅黃程，黃程派他押一批貨，隨商人李旭的船去日本。
據說他逃上一艘即將開航的洋船，身不由己到了日本。
據說他追隨大商人李旦（一說是李習）前往日本學做生意。
據說他曾經在澳門和馬尼拉當過僕役、給荷蘭人當過通譯、曾經受洗，教名Nicholas Gaspard等等。……總之，他後來到了日本。
安家落戶
鄭一官到了日本之後，據說曾在慶長十七（萬曆四十，1612）年前往駿府，謁見江戶幕府首任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康（當時名義上已退隱，讓將軍職於第三子秀忠，但仍握幕府實權）。但這講法非常不可靠，因為就年齡而言，他當時還只是個七八歲的孩子，又非出身海外貿易世家，在那個年代不但幾乎不可能出國；就算是真的曾經到過日本，也不至於以此稚齡去見實際掌握日本全權的「太政大臣」。可能是另外有個也叫做「一官」的中國人去謁見德川家康而留下紀錄，後人穿鑿附會算在他頭上。
有些日本人說，其實鄭一官並沒那麼年輕，兒子出生時，他已經四十四歲了。照此一說法推算，則以三十二歲的盛年去謁見德川家康似乎可以說得通。不過這講法經不起查證，他的同母弟鄭芝鳳（鴻逵）死於永曆十一（順治十四，1657）年，享年四十五歲。我們前面提到在海邊降生的那嬰兒，當時則是三十四歲，也就是說叔姪倆相差了十一歲。照中國傳統習慣，出生就算一歲計，那麼長子出生時鄭一官如果是二十一歲，比兒子年長二十歲、比四弟芝鳳（中間還夾著芝虎、芝麟兩個弟弟，可能還有一或兩個妹妹）大九歲，這是滿合理的。
假如他實際年齡還要提前二十三歲的話，那麼和芝鳳就必須相差三十二歲了。出自同一個娘胎的親兄弟，年齡相差如此懸殊很不可思議。另外，他後來死於西元一六六一（永曆十五、順治十八、寬文元）年，是當時哄傳全中國的大事。如果按日本人的說法推算，則其年齡已經八十二歲了，但所有記述全都沒提到他有如此高壽，這也很不合情理。
因此，長子出生的時候，鄭一官虛歲二十一，實歲二十的說法是可信的。
鄭一官在日本作何營生呢？有的說他極為貧困，為人縫紉、賣履等；也有說他受平戶的「大名」（諸侯）松浦氏知遇，賜宅第於河內浦，「學圓明流雙刀法」，又常乘商船往返於中日之間。這些講法也同樣難以查證，不過就他離開日本之後不久，即一躍而為著名盜魁這一點，可以想見，他在一齊落草為寇的那夥人當中自有相當威望，似乎不太可能原本就是潦倒落魄的。
稍後，娶田川氏為妻。這位小姐，包括鄭家族譜在內的所有中國史料，都稱為「翁氏」。她的出身，有「王族女」、「士人女」、普通小家碧玉、再醮寡婦等不同說法。還有說她父親叫翁翌皇；也有說翁翌皇是僑居日本的泉州鐵匠，田川氏是他的養女等等，但這些講法都沒有很充分的證據。
日本方面也有各種不同的講法：有說她是藝妓出身；有說她父親名叫田川七左衛門，是松浦藩的「足輕」（步卒）；有說她原姓松本，名叫「阿松」，父為松浦藩士，因諱出嫁外人，故改稱田川氏等等。總之是各執一詞，但誰都拿不出很堅強的證據。
比較合理的推斷是，她娘家並不特別顯赫，絕不可能是所謂的「王族女」。但也不應是庶民，因為日本江戶幕府初期階級森嚴，必須具武士身分者方有「苗字（姓氏）帶刀」之權，既然有了「田川」這個姓，就表示她大概不會出身於一般平民百姓的家庭，所以「足輕」說或許最為可信。大約當時旅居平戶的華商多娶日女，異族聯姻並非特殊的事例，不值得大驚小怪。只是當初誰也沒料到這位田川小姐所生的長子，日後竟會成為威震異邦的大人物，「賤日豈殊眾？貴時方悟稀」，原先並未特別留意，等若干年後招討大將軍國姓爺聲名鵲起，再來追問緣由，自然免不了出現許多猜測、傳聞，甚至憑空編造的講法了。
關於將近四百年前嫁給旅日華僑的那位日本女性，大概只有年齡是可以確定的，她比丈夫大兩歲。根據後來他們的曾孫鄭克塽所撰的《鄭氏祔葬祖父墓誌銘》說：「翁曾祖母生於壬寅（萬曆三十、慶長七，1602）年八月十八日未時，卒於丙戌（隆武二、順治三、正保七，1646）年十一月三十日巳時，享年四十有五。」她死於丈夫的老家安海，那是場令人痛心的悲劇。
這段異國婚姻不是鄭一官的第一次，《石井本宗族譜》說他「先娶陳氏，繼娶日本翁氏為一品夫人」。後來回國當官後，他又娶了位顏氏主中饋，那位陳氏夫人可能是離家前奉父母之命娶的，沒有生子，也沒人知道她的下落。
好漢們的圖謀
鄭一官已經在日本安家落戶，娶妻生子了，為什麼還要離開呢？這主要有「中國版」和「荷蘭版」兩類講法。前者最為言之鑿鑿的是《臺灣外記》說的，那是一段草澤英雄「上梁山」的故事：
有個漳州府海澄縣人顏思齊，字振泉，三十六歲，身體雄健，武藝精熟。因為在家鄉受不了官吏的欺凌，揮拳打死其家僕，逃亡到日本以裁縫為業（這麼說來，為人縫紉的是他而非鄭一官），過了幾年居然頗有積蓄。他為人仗義疏財，遠近知名，與常到日本貿易的福建商舶船員往來密切。尤其和善耍大刀的晉江人楊天生、猛悍超群的海澄人陳德、能舉五百斤青石的惠安人張弘等人交情最好。
這一年六月的某一天，這幾條好漢聚在一起飲酒，酒酣耳熱之餘，大嘆人生猶如朝露，不甘沒沒無聞過一輩子。說著說著，居然動起圖謀佔領日本的念頭來了。
既有此心，便需招集同志。於是從旅日華僑和停泊商船中訪求有膽有勇的人物，又得林福、李英、莊貴、楊經、林翼、黃碧、張輝、王平、黃昭、李俊臣，以及鄭一官等等，一共二十八人，在六月十五日拜盟祭告天地，誓詞不外是「雖生不同日，死必同時」之類。眾人推顏思齊為盟主，鄭一官年紀最輕，是為么弟。
自此以後，好漢們日益親近。楊天生遂常用言語挑撥大家，說以佔據日本之利，許多人都為之心動。到了七月十二日，他置酒宴請眾人，席間談到在此貿易，當事者動輒抑勒掣肘，以致不易獲利等事。於是眾人激憤，都願同謀襲取日本，共享富貴。
天賜麟兒
宴罷出門已是三更，但見天昏地暗，雨箭風刀，飛沙走石，鼓浪興波，是個極端嚇人的天氣。天亮時，大家發現洶湧的海濤中有一個東西，「長數十丈，寬數十圍，兩眼光爍似燈，噴水如雨」。這大傢伙在海浪中上下翻騰，歷時三日三夜，同時空中恍惚有金鼓之聲，街道間隱約飄散著香氣。日本人嘖嘖稱奇，都湧到海邊觀看。
鄭一官的妻子這時懷孕即將臨盆，正在肚痛昏迷間，夢見同大家一起去看大魚，不料那魚卻跳起來往她懷裡就衝。翁氏（或田川氏）大吃一驚醒來，孩子就在此刻出生了。那正是七月十四日深夜的子時。《臺灣外記》雖然沒說鄭太太在海濱大石旁生產，但明確指出這孩子就是那條會「噴水如雨」的大魚投胎的。
另外，日本人片崗岩的《臺灣人奇話》說：「一夜夢過海濱，忽風雨驟起，波濤萬丈，有闊尾大魚躍入（田川）氏身，醒而有孕。」與《臺灣外記》講法稍不同的是，夢見大魚入懷時是懷孕，不是分娩。《臺灣人奇話》晚出，此說不知道是受到《臺灣外記》的影響，還是另有所本。
還有一個異狀，那時候左鄰右舍都看到鄭家火光燭天，以為發生了火災，連忙趕來救火。結果卻變成特地過來道賀添丁的賓客了。
緊急大逃亡
孩子出生並沒有對父親和「盟伯」們的圖謀有任何影響。過了幾天，顏思齊找來鄭一官，告知已決定於八月十五起事，並分配各人的任務。又因為鄭一官在這夥人當中最年輕，顏老大還特別叮囑他要好好守密，「切勿輕漏於婦人之耳」。
不過最後還是洩密了，但那是李英幹的，與鄭一官無關。李英在十三日那天赴楊經壽宴喝醉了，回家對日本妻子王氏談到起事計劃，要她屆時不要驚慌，第二天醒後卻忘了講過什麼話。可王氏不但沒忘，還特地告訴她開店的哥哥王六平，讓他事先收拾預備，以免臨期遭受兵燹損失。不料這王六平卻是個「愛國分子」，竟跑去「值日街」向「值日」何必登報告。何必登連忙帶他到「當事」楊復那裡出首。楊復隨即報告「國王」。於是這一夥好漢們的密謀，就在付諸實施的前一天洩漏了。接下來自然就是日本當局部署抓人，將這個可能改變歷史的計劃「扼殺於搖籃之中」了。
所幸當何必登向楊復報告「唐人」們密謀不軌的時候，鄭一官的日籍岳父翁翌皇也在場。他聽到這消息後，連忙跑來女婿家告變。在短暫的緩衝時間裡，鄭一官到處奔走相告，於是眾家好漢慌忙跑到海邊，爭先上船「起碇的起碇，起帆的起帆」，趁著未時潮水已漲，一共十三艘船逃出了日本。
鄭一官逃離日本那一天，正是兒子滿月的日子。
可靠嗎？
以上講法頗像是一場兒戲，不知道究竟可以相信幾成？不過，有關鄭一官在日本的各種記述中，《臺灣外記》或許還算是可信度比較高的，這是因為：
一、作者江日昇自稱其父江美鰲：「（與芝龍）生同時，從永勝伯鄭彩翊弘光督師江上。繼而福州共事，署龍驤將軍印。至丁巳（康熙十六、永曆三十一年，1677）改職歸誠（投降清朝），往粵東連平州。始末靡不周知，不敢一字影捏。」既然與鄭家關係密切，其說當有所本。即使這一段未必完全屬實，至少也是比較接近原始的傳說。
二、作者所敘述有關日本的事情雖不完全正確（比如日本人個個都有個標準的中國名字），但在一些細節上，卻不全然是向壁虛構的。例如翁翌皇得知顏思齊等的密謀後，「忙奔到家，見一官抱孩子同女兒在『毯踏綿』上玩耍……」這「毯踏綿」顯然就是日本人家常臥起的褟褟米（たたみ）。若非對其生活情況確有相當了解，絕不可能把細節描寫得如此詳盡。
三、顏思齊一夥僅憑為首的二十八個人，加上各停泊在港的「唐船」船員，最多也不過數百人，就想謀奪人國，據地自王。這樣的「政變計劃」粗看猶如天方夜譚。但《臺灣外記》所稱的「日本」，可能僅是指平戶一島而已。因為江日昇說：「日本係埠頭，其國亦稱日京，離日本三個月路。」顯然顏思齊等所想奪取的僅僅是這個「埠頭」，並不包含今天整個日本。也有人說他們想佔領的是長崎，不過照《臺灣外記》的行文看來不像。而且，德川幕府以長崎為通商口岸是將近二十年之後的事，這時候日本境內最主要的外人聚居處仍是平戶。
四、若僅是平戶一島，何以又有「國王」？這或與日本人對「國」的觀念同中國人不盡相同有關。日本傳統上將其本土劃分為六十六「國」（鐮倉幕府的創建者源賴朝，除了「征夷大將軍」之外，另一個重要頭銜即「六十六國總追捕使」），「國」俗又稱「州」，九州即因區劃為九個「國」而得名。因此，顏思齊等人若僅是想奪取區區平戶這個彈丸小島（還不包括其所屬的整個「肥前國」），並不是全然不可思議的。
就算沒有洩密，顏思齊一夥也順利奪取平戶島了，是否因此就能扶餘自王了呢？那是不可能的。當時日本戰國時代已經結束，初建的江戶幕府聲勢如日中天，對各地諸侯頗能有效控制，再也不是「大名三百」互不統屬、各自為政的時代了。就算平戶領主松浦藩的實力不足以彈壓變亂，但若幕府聞變，只要一介信使即可檄令附近強藩往救。顏思齊縱使能得志於一時，也不可能長期支撐。其終不免於失敗的命運是必然的。
顏思齊等人難道就看不清這個情勢嗎？不知道。事隔將近四百年，我們已經無法了解箇中詳情，甚至是否真有這次密謀，也不能百分之百地確定。不過，鄭一官棄新婚周年左右的嬌妻及甫彌月的幼子而去，這並非人情之常，如果不是有特別緊迫的原因，實在難以解釋。東窗事發，不得不倉促逃離，或許不失為一個還算說得過去的理由。
另一個可能
不過從更大的範圍看，來自西歐的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，差不多就在這段時間從澎湖移往臺灣建立據點（其過程複雜得很，我們以後再說）。據荷蘭史料《東印度事務報告》、《巴達維亞城日記》等說：當時在平戶的華僑巨商李旦派一名通譯搭荷艦好望角號（De Grede Hoop）到澎湖，擔任荷蘭人與明朝官員之間的溝通媒介。其後又記述擔任通譯的華人「一官」，代表李旦簽訂貿易合同作為斡旋條件，促使荷蘭人放棄澎湖移往臺灣。又說這位一官後來不告而別，不久成為縱橫臺灣海峽的大海盜。將前後記述串起來看，這幾個「一官」應該是同一人，且很可能就是鄭一官。若然，則他之所以倉促離開日本，是因為奉老闆之命出遠門辦事，不得不暫時拋下嬌妻弱子的。這講法算是「荷蘭版」。
不過，「一官」（I-quan）其人雖屢屢出現在荷蘭人的記述中，但所指的是否全都是鄭一官恐怕也不一定。因為以「某官」為小名是當時閩南人常有的習慣，在日本華僑界稱「官」的不少，叫「一官」的起碼就有三個。除了前面提到曾去謁見德川家康的那個之外，李旦的兒子李國助也叫一官。對鄭、李這兩個同名且同時的華人，荷蘭人有時稱後者為Augustin Iquan以資區別，但有時候卻沒冠上前面的洋名，而只單稱Iquan，很難保證不會混淆。因此，鄭一官是不是真的因為「公幹」而離開日本的，也還是難以百分之百確定。
史料未備，我們今天很難確知其過程的細節。或許鄭一官旅居平戶時兼有雙重身分，明的是富商李旦的夥計，私底下卻跟亡命之徒顏思齊一夥人扯在一起，誰知道？還有，他的頂頭上司李旦與顏思齊，究竟是一人還是二人，也曾有一些學者討論過，但並無斬釘截鐵的結論。
不管是哪個原因，總之鄭一官離開日本之後，一度到了臺灣。不久正式改名鄭芝龍。值風雲際會，沒幾年竟發展成為中國東南沿海最強大的海上勢力。這是後話。
留在日本的嬰兒，隨母姓田川，取名福松。如果沒有日後的變化，在階級森嚴難以逾越，又值大亂已過，再無建功機會的日本，或者他最多僅能以「足輕」之類下級武士的身分，服役於北九州的地方大名，就此沒沒無聞地過一輩子。如真那樣的話，往後我們也就不用多費唇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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